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
上篇 微观机制 #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
中央—省-市-县区—乡镇，建国后有专区或地区，最近有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省直管县、撤乡设镇等，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是行政区域权力和资源分配重组的体现。
政府治理的特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党和政府，条块分割、多重领导，上级领导与协调，官僚体系。
在任何体制下，权力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事权划分三原则：外部性和受益范围原则、信息复杂性原则、激励相容原则。
我国实行属地管理，地方事权与行政区划密不可分，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按照经典经济学看法，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政区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受制于代价和意愿，政区不能无限扩大。（汉昭帝盐铁会议、美国独立战争后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他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地理（随山川形变，同时犬牙交错）及文化差异；处在行政交界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
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则应自主决策，若决策后果对上级较为重要，则上级应多加干预，但这一过程可能降低下级工作积极性，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有利。实际权威还是来自于信息优势（文件会议制度）。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
激励相容：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上级政府想做的事包括具体的和抽象的，二者事权划分不甚相同。垂直管理：海关，早期的工商，环保，地方管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激励相容要求（1）明确地方的权力和责任，（2）权利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能朝令夕改（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建设和财政体制改革）
招商引资：七通一平、金融支持（投资入股、法律政策协助、补贴和税收优惠）
财税与政府行为 #
1994年分税制改革，1985-1993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匹配，这种事权和财权匹配的体制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从分灶吃饭到分税制改革，实际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博弈，因为包干制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包括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低（地方政府避免鞭打快牛，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预算外收入的增加）。
土地财政的出现，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但没有改变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但国有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收益都留给了地方，且1998年单位停止福利分房，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基本锁死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这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飞速上涨的房价等问题，因此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到“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其一即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具体来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压‘导致纵向不平衡，基层财政困难，进而出现基层乱收费，农业税的废止即为了解决乱收费问题，但进一步加大基层财政困难，于是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包括新农合和新农保、农村义务教育，以及“三奖一补”，“乡财县管”“省直管县”。地区间不平等，靠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解决，但专项转移支付也可能加大地区间不平等。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
城投公司——>地方债，始于2008-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计划。这一过程中涉及很多问题，如（1）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重投资、偏短视；（2）掠夺式腐败，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腐败，后者容易①重投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资本收入占比高而劳动收入占比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偏慢，②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推升债务负担和风险，③权钱交易扩大贫富差距，④地方形成利益集团，破坏政治生态。因此反腐实际是系统性改革的一部分，包括去杠杆等经济结构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改革和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化改革，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打破旧有模式下形成的利益集团。这一过程也会有副作用，因此破除为官不为是避免副作用的手段。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
京东方、光伏发展两个案例：政府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但无法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不然补贴或保护只会变成企业的寻租工具。
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重复投资，原因包括：发达国家经验，地方政府的任期短暂，地方追随中央产业政策。但这并非全是坏事，比如可以①培养大量工人，②加剧竞争，因此保持竞争才是核心。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存在以下困难：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与风险投资可能亏钱之间的矛盾，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资本市场的繁荣程度，GP的激励机制。
下篇 宏观现象 #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如下特点：重土地轻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房价升高，债务负担加重，拉大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重规模重扩张（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经济结构不平衡，对内居民收入消费占比偏低，对外加剧贸易冲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城市化与不平衡 #
2003年后的十年间，为了支持西部发开发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用地指标和土地供给更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土地流向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地区间房价差距越拉越大。2020年，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房价上涨增加按揭债务负担，拉大贫富差距，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成为“消费下渗”的现象。化解居民债务风险，一是遏制房价上涨，二是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
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
2017年，中央政府提出，“在租赁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超大和特大城市，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意味着城市政府对城市住宅用地的垄断将被逐渐打破。2019年，第一批13个试点城市选定，既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包括沈阳、南京、武汉、成都等二线城市。同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过，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直接向市场中的用地者出让、出租或作价出资入股，不再需要先行征收为国有土地。2020年，中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继续探索“三权分置”，即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强调要守住“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
2014年，两会报告中首次把人口落户城镇作为政府工作目标，之后开始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并逐步按照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2019年，发改委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大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大，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起伏伏的“波浪形”。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
债务与风险 #
2018年末，我国的债务总量达到了GDP的258%，已经和美国持平（257%），超过了德国（173%），也远高于一些发展中大国，比如巴西（158%）和印度（123%）。
当利率为零甚至是负的时候，只要名义GDP（内含物价）保持上涨，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不是个大问题，至少对政府的公共债务来说不是大问题，可以不断借新还旧。
债务危机来势汹汹的原因：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债务累计或加杠杆就是商业往来增加，推动经济繁荣，反之会带来经济衰退。这种经济衰退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富人打击高度不对称，由于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的索赔权，而穷人先顶不住，就会导致债务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债务源于人性，实现于资金供给增加，源于金融管制放松。历次金融危机伴随银行危机，原因：银行规模大杠杆高，银行借进的钱短期，贷出的钱长期，银行信贷大多与房地产相关，同土地和房产价值一同起落，放大经济波动，银行风险传导至其他金融部门。
美国可贷资金增加：一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入，二是由于国内贫富差距增加。特里芬悖论：为保持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对外贸易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但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贮备货币地位。全球经济失衡，是贸易失衡和美元地位带来的资本流动失衡共同造就的。富人的钱借给企业政府或居民，但主要流向居民也即房地产，因为实体投资需求不足，一是制造业整体外迁，二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减弱，由于行业集中度提高与企业规模扩张，投资下降，生产率降低。
我国居民债务负担接近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问题：一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债务，二为国进民退现象，这里面可能与“4万亿计划”中私营企业偏离主营业务炒房炒地，获取短期收益有关，三为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银行风险道理同上所述。
化解债务风险的方法，一是偿还债务，但可能陷入经济衰退，二是增发货币，一是降低利率，二是量化宽松，但可能拉大贫富差距，难以刺激消费，三是债务货币化，即所谓“赤字货币化”，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支持这种做法,但历史经验表明，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和国家信用，陷入经济混乱。
我国目前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融资体系和投资体系是一体两面：谁来做投资决策，谁就该承担投资风险，融资体系也就应该把资源和风险向谁集中。若投资由政府和国企主导，风险也自然该由它们承担。目前的融资体系正是让政府承担风险的体系，因为银行的风险最终是政府的风险。但如果投资主体不变，权力不下放给市场，那想要构建降低政府和银行风险的直接融资体系、想让分散的投资者去承担风险，就不符合“谁决策谁担风险”的逻辑，自然进展缓慢。总的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最近几年的改革力图扭转这种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消费/GDP=可支配收入/GDP(1-储蓄/可支配收入)。当我们观察到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时，无非就是两种情况：或者GDP中可供老百姓支配的收入份额下降了，或者老百姓把更大一部分收入存起来了。二者兼而有之，我国高储蓄率既有传统原因，也有政策环境导致：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
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极强，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基石。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了，会导致四个问题。第一，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投资难度加大，因此投资决策和调配资源的体制需要改变，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面需要改变。第二，由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很多投资不能变成有效的收入，都浪费掉了，所以债务负担越积越重，带来了一系列风险。第三，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因为与劳动相比，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会带来很多问题，社会对此的容忍度是有限的。第四，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过剩产能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
最后一次修改于 2025-12-15